“环保部：约谈决不会拣软柿子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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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承德、沧州、临沂、保定、马鞍山、无锡、郑州、安阳、南阳、百色……由于环境保护工作不力，这些城市的主要负责人都曾咨询过环境保护部。 在媒体的关注下，市长们做出了道歉和承诺，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合同制度表明，环境鉴定从“调查企业”变为“监督政府”。 这个手段为什么有效，怎样才能顺利采用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什么地方在被咨询环境保护？

协商方法有确定的规定，绝对不会选软柿子做馅

这两年来，环境保护的承诺经常剑出鞘。 在媒体上，我们看到了市长们的不自然和道歉，看到了他们摩拳擦掌向污染宣战的决心。

在长合同城市名单中，既有环境保护部空气体质量月度排行榜排名最靠后的城市，也有环境保护模范城市无锡、鞍山的身影。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被讨论呢？

在会谈的省会郑州，第一个问题是“大气污染问题突出，空气体质量指数不下降，情况严峻”。 河北保定市长在白洋淀污染问题上的协商，导致河南省驻马店市长洽谈的主要原因是，皮革污染多次向公众通报，几次州长的改善效果不明显； 不久前，环境质量排在河南省前列的南阳市市长，咨询了环境保护部华北鉴定中心。 这是因为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不充分。 被约定的城市各有“缺点”，但政府的责任是不可避免的。

年5月公布的《环境保护部协商暂行办法》中，列举了11个项目的情况作为协商条件，主要是没有执行国家环境保护法、法规、政策、标准、计划，或者没有完成环境保护目标的任务，行政区内可能发生或发生严重的生态和环境问题 地区或流域环境质量明显恶化，有严重的环境污染危险，威胁公众健康、生态环境安全，引起环境纠纷，群众反复集体拜访的； 行政区内公众反映强烈，影响社会稳定，多次检举，严重的环境违法行为长时间未得到纠正等情况。

环境保护部环境监管局副局长汪冬青表示，在实际操作中，协商最重要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三类。 首先是大众通报，环境保护部门调查发现实际所在地区存在比较大的环境问题。 其次是年度考核未通过或者管理项目进展缓慢的另一种情况是环境保护部门在专项或者综合执法中发现问题，需要提请当地政府处理或者警告的情况。

在正在讨论的城市中，还没有超大城市的身影，环保部门不敢动它们吗？ 汪冬青说，裁谈会绝不是选软柿子来握的。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翟青曾谈过安徽、河南、甘肃等省的领导。 “只要有重大的环境保护问题，我们一定会认真工作，大力督促。 ”

不仅是地方政府的话，“两桶油”、北京市排水集团等大公司也相继被问到。 关于环境保护的讨论正在全面“强势”。

约定的效果为什么马上生效？

法律法规是依托，公开是法宝

协商后，市长们纷纷表示必须积极改革。 河北沧州市长王大虎表示，环境保护部的承诺是针对沧州市的猛药，必须立即推进全市环境整治攻坚战。 山东临沂市市长张术平说:“接受这次商谈后，我向你们保证不接受第二次商谈。” 郑州市市长马懿表示，自身问题必须改善，找不到客观理由。 广西百色市市长周异当场表明态度，回去亲自抓环境保护……

整改不是空的事。 环境保护部华北鉴定中心主任刘长根告诉记者，洽谈成功后，相关地区党委、政府相关负责人多次来到中心，就洽谈改善工作进行座谈交流。

协商结束后，改善是否完善还取决于最终环境质量是否得到改善。 以华北鉴定中心咨询的几个城市为例，今年1月至5月，沧州、承德、驻马店的城市环境空燃气质量均呈现改善趋势。 这四个城市的pm10和pm2.5浓度平均值分别为151微克/立方米和81微克/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15%和21.6%。 其中，1月至5月，承德市pm10和pm2.5浓度平均分别为114微克/立方米和46微克/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11.6%和22%，为环境空气体质量综合指数 驻马店市空煤气优良天数为57天，比去年同期增加19天，优良率提高13个百分点。

在环境保护行业，行政手段不少，但效果常常打折扣。 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效果呢？

“首先，我们有新的环境保护法。 ”。 汪冬青说，根据新环境保护法的确定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 并且，《大气十条》、《水十条》等国务院文件确定可以采用协商这一手段，依法工作，使环境保护部门十分坚强。

从公众的角度来看，协商是新鲜事，但实际上，环境保护的协商由来已久。 以前，没有削减能力的省也曾被咨询过，但都是找分管副手进行“咨询”。 环境保护部环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表示，讨论当地政府的“一把手”确实是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后发生的变化，也是讨论取得成效的重要原因。

在专家们眼中，协商顺利进行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公开”。 公开协商，在公众面前暴露城市的环境问题，让接受协商的城市的高层领导失去面子，增加压力。 国务院快速发展研究中心资源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说:“在没有媒体的参与下，总结商谈不可能有那样的效果。”

合同制度去哪里？

将来会重视更具警告性的协商，考虑邀请公众参加

“讨论监管的效果，作为环保监管的新手段。 ”刘长根说，磋商后，环境保护部门进一步加强了日常监管。 通过定期开展改善情况的调整，聚焦改善不充分的地区和问题，持续传导鉴证压力。 并根据公开洽谈的要求和改进期限，及时组织后督察，统一督查和明察，综合采用常规考核和突击检查，提高查重有效性，深入了解各地实际改进进展。

协商的效果是有目共睹的，但环境保护工作者也有点担心。 有人说:“一提到市长，没有市长的面子，回去收拾环境保护局长，最终成了环境保护部门的‘自残’。” 驻马店市免职、警告7名政府负责人，其中4人对环境保护系统工作人员保定市安新县违法建设项目建设改善负有缓慢监管责任的县环境保护局局长陈建斌、副局长张怀玉给予行政警告处分，似乎也印证了这一说法。

对此，汪冬青表示，商谈的目的是监督国政，如果环境保护事业出现问题，谁的责任应该追究谁的责任？ 一方面追究了基层环境保护部门的责任，也追究了相关其他部门的责任，如果不偏不倚就没错。

约定的名单越来越长，这一比较有效的手段也令人担忧。 “环境保护部的协商大致上根据需要选择要点，产生模范效果。 ”汪冬青说，地方政府负责人要看自己的工作，防范约定的风险，在鞭子落在头上之前不能整改。

协商分为学习性协商和警告性协商两种。 “现在使用的只是学习性的协商，将来警告性的协商会更被重视。 从而提示风险，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汪冬青说，今后商谈将更加重视宏观，从地区快速发展的角度找出矛盾点，提出地区快速发展问题，促进产业升级。 讨论的公开性也将升级，试图吸收专家的建议，邀请公众参与。